那一夜，阿宝家的油灯亮到很晚。夫妻俩相对无言，只有沉重的叹息和孩子们不安的梦呓。窗外，风声呜咽，仿佛预示着更大的风暴。

最终，生存的欲望压倒了一切。第二天，陈阿宝在那份写着“自愿将田三十亩寄献于大庄严寺永充功德”的文契上，颤抖着按下了手印。那鲜红的手印，像一滴血，烙印着这个时代小民的无奈与悲哀。

从此，陈阿宝一家名义上成了大庄严寺的“僧只户”或者说佃户。他们确实不再需要面对官府如狼似虎的胥吏，但寺院的管事僧收租时，丝毫不会比胥吏温和。五成的租子，雷打不动。遇丰年，一家勉强果腹；遇灾年，则需向寺院借贷“僧债”，利滚利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他们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，也失去了国家的户籍，成为了依附于寺院的“隐户”。所谓的“免役”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更沉重、更无望的束缚。王氏常常望着那片不再属于自家的土地偷偷抹泪，而阿宝，则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脊梁仿佛被无形的重担压得更弯了。

几乎就在陈阿宝按下血红手印的同时，在长安城皇城内的御史台官廨中，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——李御史，正面对着一堆籍簿，眉头紧锁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

他奉旨核查京兆府各县的户籍与田亩账册，为朝廷理财征税提供依据。然而，越查下去，他越是心惊。

“户部存档，开元年间，本县有户一万二千七百，口六万八千余。天宝年间，有户一万一千九百，口六万三千余。而至去岁会昌元年核查，在册纳税之户，竟仅有七千四百余户，口三万九千余！”李御史的手指划过一行行冰冷的数字，声音因震惊而微微颤抖。

小主，

短短百年间，尤其是安史之乱后，户口竟锐减了近四成！这绝非仅仅是战乱和天灾所能解释的。

“那么，人呢？土地呢？”他厉声询问身旁战战兢兢的县丞。

县丞冷汗直流，支吾着答道：“回禀御史，或有隐户逃亡……或……或投寄于势家豪族……其中，尤以……尤以寄身佛寺者为众……”

“佛寺？”李御史猛地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向远处那些金碧辉煌的寺庙飞檐。他想起庆阳节上皇帝对僧人的诘问，此刻才真正体会到那问题的千钧之重。

他立刻调阅了县内几个大寺的附属田产和人口记录（这些记录往往并不完整，且寺院多有隐瞒）。结果更是触目惊心：仅大庄严寺一寺，登记在册的田产就达千顷之多，其名下的“寺户”、“净人”（寺院奴隶）、“僧只户”等各种依附人口，竟有近两千人！而这，还只是官方能统计到的部分。

这意味着，本该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编户齐民，连同他们耕种的土地，成建制地流入了寺院这个享有免税特权的“国中之国”！

“疮痈！帝国的巨大疮痈！”李御史愤然拍案，笔墨为之震跳。他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：无数的“陈阿宝”在破产边缘，将田产和自身托庇于寺院；而寺院则像一个巨大的海绵，不断吸纳着帝国的血液——土地和劳动力。朝廷的税源日益枯竭，府库日益空虚，而寺庙的仓廪却越来越充盈。一旦国家有事，需加征赋税，则必然加重仍在册籍的百姓负担，导致更多人破产，投入寺院怀抱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！

他立刻奋笔疾书，要将这惊心的发现写成奏疏，上报朝廷。他知道，朝堂之上，并非只有他一人看到这危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