练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函经。

我来问道无余话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

谁能想到，这小子会是大明的新主人？

正德十六年（公元1521年）的春天，湖广安陆州（今湖北钟祥）的兴王府里，总能看到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少年，捧着本线装书坐在石榴树下，连春风吹落花瓣飘到书页上，都舍不得拂开。这少年便是朱厚熜，兴献王朱佑杬的独子，当时刚满十六岁。

没人把这个藩王世子当回事——在大明的宗室体系里，藩王就是“圈养的金丝雀”，一辈子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晃悠，不能干政，不能领兵，最多读读书、养养花，混个“贤王”的虚名。朱厚熜的爹朱佑杬还算安分，没搞过什么“争储”的幺蛾子，就这么安安稳稳当了一辈子兴王，正德十四年（公元1519年）病逝后，朱厚熜按规矩承袭了爵位，日子过得平静得像安陆的护城河，没一点波澜。

他那时的生活，说好听点是“潜心治学”，说难听点就是“无所事事”。每天早上起来先给嫡母蒋氏请个安，然后就扎进书房，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也读《孙子兵法》《武经总要》——别以为他是个只会死读书的呆子，兴王府里藏着不少兵书，都是他爹当年从京城带过来的。有次府里的老管家看到他对着兵法地图发呆，笑着问：“世子爷，您又不是要带兵打仗，看这些干啥？”朱厚熜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点少年人特有的认真：“就算不当兵，知道天下的山川地形，总不是坏事。”

谁也没料到，这平静的日子，会被一封来自京城的急诏彻底打破。

正德十六年三月，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的消息传到安陆，兴王府上下一片慌乱——倒不是为正德皇帝的死难过，而是为“国无储君”的局面担忧。可没等大家慌几天，第二封诏书就到了，这次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亲自拟的，开头第一句就惊得蒋氏手里的茶碗差点摔了：“奉宪宗皇帝遗诏，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。”

“入继大统”？朱厚熜拿着诏书，手指都在抖。他不是没听过京城的事：那位堂兄正德皇帝，一辈子玩得疯，建豹房、养猛兽、带兵亲征，最后死在女人怀里，连个子嗣都没留下。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“皇位”的馅饼，会砸到自己头上——按《明史·世宗本纪》的记载，他是“宪宗孙，兴献王佑杬子也”，论血缘，确实是当时最亲近的宗室继承人，可这距离“皇帝”的位置，还差着十万八千里。

蒋氏抱着儿子哭了半天，又是喜又是怕：喜的是儿子要当皇帝，怕的是京城水深，那些文官个个精明，少年人去了怕是要被欺负。朱厚熜倒是比嫡母冷静，他先让人把诏书抄了好几份，确认不是假的，然后才对着蒋氏磕了个头：“娘，儿子去京城，定不会丢了兴王府的脸。”

出发北上那天，安陆的百姓都来送行，朱厚熜穿着藩王的蟒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身后跟着内阁派来的迎驾官员。走的时候，他特意把那本翻得卷了边的《论语》塞进了行李——他不知道，这本教他“仁礼”的书，很快就会成为他和整个文官集团交锋的“武器”。

从安陆到北京，走了整整二十天。越靠近京城，朱厚熜就越谨慎。迎驾的官员里有个叫梁储的，是杨廷和的老部下，一路上总想跟他“聊规矩”，说“到了京城，得先从东华门进，去文华殿当皇太子，再登基”。朱厚熜每次都笑着打岔，心里却早有了主意：我是来当皇帝的，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，想让我认别人当爹，没门！

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朱厚熜的队伍到了北京城外的良乡。杨廷和派来的礼部官员早早在那等着，递上一份“登基流程”，核心还是“先当太子”。朱厚熜拿着流程单，直接扔给了身边的侍从：“告诉杨首辅，遗诏写的是‘入继大统’，不是‘入继东宫’，要改流程，就按遗诏来，不然我就回安陆去。”

这话传到杨廷和耳朵里，老首辅差点气笑了：一个十六岁的藩王，刚到北京就敢跟我叫板？可他也没办法——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真把朱厚熜逼走了，他没法跟天下人交代。最后还是慈寿太后出来打圆场，说“先从大明门进，在奉天殿登基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”。

四月二十七日，朱厚熜穿着龙袍，一步步走上奉天殿的丹陛。当太监喊出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”时，他看着殿下跪着的文武百官，心里突然明白了：这皇帝的位置，不是靠血缘来的，是靠自己争来的。从这天起，“嘉靖”这个年号，开始书写属于它的四十四年历史。

嘉靖帝刚登基没半个月，杨廷和就带着礼部的官员找上门了，手里捧着一份《议礼疏》，开门见山：“陛下，按‘为人后者为之子’的规矩，您现在是孝宗皇帝（正德的爹）的嗣子，得认孝宗为‘皇考’，您的亲爹兴献王，只能叫‘皇叔父兴献大王’。”

小主，

这话一出口，嘉靖帝刚端起来的茶杯就停在了半空。他盯着杨廷和，半天没说话——他知道文官讲“礼法”，可没想到会这么不讲理：我亲爹养了我十六年，刚当了皇帝就不认爹了？这算哪门子规矩？

“杨首辅，”嘉靖帝放下茶杯，声音不算大，却带着股倔劲，“遗诏让我‘入继大统’，没让我‘入继人子’。我爹就是我爹，怎么能改成叔父？”

杨廷和早有准备，从袖子里掏出本《礼经》，翻到某一页递过去：“陛下，这是孔圣人定的规矩，‘为人后者，不得顾私亲’，您现在是大明的皇帝，就得顾天下的‘公礼’，不能只讲自己的‘私情’。”

旁边的礼部尚书毛澄也跟着帮腔：“首辅说得对，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矩，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，就是违背祖制，天下人会说闲话的。”

嘉靖帝拿起《礼经》，翻了几页，突然问：“那要是先帝（正德）有儿子，我还用得着来当皇帝吗？既然是因为先帝没儿子，我才来继位，怎么就要不认亲爹了？”

这话把杨廷和问住了。可老首辅毕竟是官场老油条，很快就缓过神来：“陛下，祖制就是祖制，不能因为您的情况特殊就改。要是今天改了，以后宗室继位，个个都要认私亲，朝堂就乱了。”

就这么着，“认爹”的事，成了嘉靖朝第一个“烫手山芋”。朝堂上分成了两派：一派是杨廷和带头的“护礼派”，都是些老臣，占了朝堂的大多数，天天递奏折劝嘉靖“遵祖制”；另一派是嘉靖自己，加上几个敢说真话的小官，势单力薄，却硬着头皮跟“护礼派”扛。

最开始，嘉靖还想跟文官们讲道理。他让翰林院的人查史料，看看有没有“继位后不认亲爹”的先例。结果查来查去，还真有几个，可都是些亡国之君的例子，“护礼派”拿着这些例子天天怼他，说“陛下要是学那些昏君，大明就危险了”。嘉靖气得没法，只能把这事搁下来，心里却憋着一股劲：你们等着，我肯定要让我爹堂堂正正地被尊为皇考。

转机出在嘉靖元年（公元1522年）的冬天。有个叫张璁的南京刑部主事，因为得罪了上司，被贬到南京当闲官，天天没事干就研究“礼仪”。他看到朝堂上为“认爹”的事吵得不可开交，觉得杨廷和他们那套不对，就写了篇《大礼疏》，派人送到北京，直接递到了嘉靖帝手里。

这篇《大礼疏》，可把嘉靖帝乐坏了。张璁在疏里说：“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？陛下以兴献王子入继大统，非为人后也。夫为人后者，谓大宗无子，以小宗之子为之后，今大宗（孝宗）已有武宗（正德），陛下乃以武宗无子而继之，非以孝宗无子而继之也，故陛下仍当认兴献王为父。”

简单来说，张璁的意思是：孝宗有儿子（正德），你是因为正德没儿子才继位的，不是给孝宗当儿子的，所以认亲爹天经地义。这话句句说到嘉靖帝心坎里，他拿着疏文，当天就召集群臣，说“你们看，张璁懂规矩，你们不懂”。

杨廷和看到《大礼疏》，气得拍桌子：“一个小官也敢妄议朝政！”当即就想把张璁贬到更远的地方，可嘉靖帝护着张璁，说“张璁说得有道理，你们不能罚他”。杨廷和没办法，只能跟嘉靖帝耗着，说“只要我还在首辅的位置上，就不能让陛下认私亲”。

就这么耗到了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，杨廷和见嘉靖帝死活不肯让步，干脆递交了辞呈。嘉靖帝早就看杨廷和不顺眼了，当即就准了——没了杨廷和这个“领头羊”，“护礼派”虽然还在闹，可已经没了之前的气势。

可“护礼派”里的硬骨头不少。杨廷和走后，吏部尚书乔宇、刑部尚书赵鉴等人接着带头反对，还组织了两百多个官员，天天在朝堂上哭谏，说“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，我们就撞死在朝堂上”。

嘉靖帝一开始还忍着，派人去劝，说“这事可以商量，你们别闹了”。可这些官员跟吃了秤砣似的，不仅不撤，还跑到左顺门去哭，有的拍门，有的喊“先帝（孝宗）饶命”，声音大得整个紫禁城都能听见。

嘉靖帝彻底火了。他把内阁大臣召来，问：“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治他们的罪？”内阁大臣里有个叫蒋冕的，是杨廷和的门生，还想劝：“陛下，他们也是为了礼法，您别生气。”嘉靖帝瞪了他一眼：“为了礼法就敢在皇宫里哭闹？这是以下犯上！”

当天下午，嘉靖帝下了一道圣旨：“左顺门哭谏者，为首八人，抓起来下狱；其余人等，罚廷杖三十。”

廷杖这东西，可不是闹着玩的——用几十斤重的大棍子打屁股，轻则皮开肉绽，重则当场死亡。可那些“护礼派”官员还不服，被抓的时候还喊“陛下无道”。嘉靖帝更怒了，又下了道圣旨：“再抓一百三十人，廷杖五十！”

那天的紫禁城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左顺门外的广场上，锦衣卫按着官员打，血溅得到处都是，有十六个官员当场被打死，剩下的也都打得站不起来。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“左顺门事件”。

小主，

经此一役，“护礼派”彻底被打怕了。没人再敢跟嘉靖帝争“认爹”的事。嘉靖三年七月，嘉靖帝正式下旨，尊亲爹朱佑杬为“皇考恭穆献皇帝”，尊孝宗为“皇伯考”；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，又把朱佑杬的牌位请进了太庙，排在正德皇帝前面。

这场持续三年的“大礼仪之争”，最终以嘉靖帝的完胜告终。十六岁登基的少年，用一场血淋淋的“廷杖”，让整个文官集团明白了：这大明的天下，我说了算，就算是“礼法”，也得按我的规矩来。

打赢了“大礼仪之争”，嘉靖帝总算能安安心心处理朝政了。其实他刚登基的时候，就不是个只想“认爹”的糊涂蛋——他知道正德朝留下了一堆烂摊子：宦官专权、吏治腐败、土地兼并严重、百姓流离失所。所以从正德十六年登基到嘉靖十年（公元1531年）这十几年里，他确实干了不少实事，史称“嘉靖新政”。

先说整顿吏治。正德朝的宦官，那可是出了名的嚣张——刘瑾、谷大用、张永这些人，把持朝政，卖官鬻爵，甚至敢私吞国库的钱。嘉靖帝刚登基，就拿宦官开刀。他先把正德朝的大太监谷大用贬到南京，又把那些在豹房里伺候正德的小太监全部赶走，还下了道圣旨：“宦官不得干预朝政，不得兼任外廷官职，违者斩。”

有个叫张锐的太监，在正德朝的时候负责东厂，手上沾了不少血，嘉靖帝登基后，他还想靠着给嘉靖帝送钱保命。结果嘉靖帝直接把他抓起来，让刑部审了三个月，最后判了个“凌迟处死”，还把他的家产抄了，充入国库。这事传开后，宫里的宦官再也不敢嚣张了，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。

除了整宦官，嘉靖帝还改革了“选官制度”。正德朝选官，要么靠关系，要么靠钱，真正有本事的人根本没机会。嘉靖帝让人修改了“科举考试”的内容，不再只考死记硬背的“八股文”，而是加了“策论”，让考生针对朝政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还规定，地方官要是想升官，必须得有“政绩”——比如减税多少、安抚了多少流民、修了多少水利，不然就算关系再硬，也不能提拔。

有个叫海瑞的举人（当时还没中进士），在福建南平当教谕的时候，因为教得好，学生考上科举的多，被当地知府推荐升官。嘉靖帝看到海瑞的政绩报告，觉得这人不错，就破格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当知县。后来海瑞能成为“大明第一清官”，跟嘉靖帝这次破格提拔，也有点关系。

再说经济，正德朝的时候，土地兼并特别严重——王公贵族、宦官、大地主，抢着占老百姓的土地，很多农民没了地，只能当流民，有的甚至被逼得造反。嘉靖帝知道，要想天下太平，就得解决土地问题。他让人在全国范围内“清丈土地”，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丈量一遍，登记在册，谁要是敢隐瞒土地，就严惩不贷。

清丈土地的时候，遇到了不少阻力。有个叫朱宸濠的宁王（虽然正德朝已经被平定，但他的残余势力还在），家里隐瞒了几千亩土地，当地官员不敢管。嘉靖帝知道后，直接派锦衣卫去查，不仅把土地收了回来，还把宁王的残余势力全部抄家，把土地分给了流民。这一下，全国的地主都老实了，清丈土地的工作顺利了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