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班牙殖民政府派来的官员，脸上挂着虚伪而傲慢的笑容，前来迎接。

他们将调查团引至哈瓦那最豪华的“英格兰饭店”，言语间充满了对“天朝使臣”的“敬意”，却对调查之事百般推诿，声称一切关于虐待华工的传闻皆是“叛党分子的恶意中伤”。

陈兰彬心里清楚，如果不是吸引了足够的国际视野到这里，如果不是恰逢战争期间，自己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收到如此礼遇。

三日后，调查团以“体察民情”为由，在西班牙官员“不情不愿”的陪同下，前往哈瓦那郊外的一座名为“圣卡塔利娜”的大型制糖厂。

马车驶出哈瓦那城区，殖民地的繁华被迅速抛在身后。

道路两侧，是无边无际的甘蔗林，一人多高的甘蔗如同绿色的高墙，将天空切割成狭窄的条状。

空气中那股甜腻的气味愈发浓烈，却也愈发令人作呕。

制糖厂盘踞在甘蔗海的中央。

巨大的烟囱喷吐着滚滚黑烟，遮蔽了半边天空。

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隔着老远便能听到。

陈兰彬一行走进制糖车间，里面光线昏暗，蒸汽弥漫，巨大的压榨机、熬糖锅和离心机轰鸣不止。

而在这座钢铁地狱中劳作的，正是数百名华人劳工。

他们赤裸着上身，仅在腰间围着一条破烂的麻布。

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身体，他们或将成捆的甘蔗奋力塞进压榨机的血盆大口，或在巨大的熬糖锅边搅拌着滚烫的糖浆，或用铁锹将滚烫的蔗渣铲出。

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机械、麻木。

车间的角落里，有几个手持长鞭的监工。

他们的鞭子由牛皮制成，顶端还镶嵌着铁钉，只要看到有人动作稍慢，便会毫不犹豫地抽打下去。

“啪！”

一声清脆的鞭响，伴随着一声压抑的闷哼。

一个因为脱力而险些摔倒的年轻华工，背上瞬间绽开了一道血痕。他不敢呼痛，只是咬紧牙关，用更快的速度将甘蔗塞进机器。

这些傲慢的白人监工看见一些穿衣服的华人进来，甚至要有些讶异，有人上前拦阻，被陪同的西班牙小官耳语几句，才半信半疑地退到了一边。

角落处的一个监工，甚至挑衅式地看着他，故意多抽了几鞭子。

陈兰彬的拳头，在宽大的官袍袖子里，死死地攥紧了。

夜里，调查团借口舟车劳顿，婉拒了庄园主的晚宴。

在下榻的简陋客舍，马福臣强硬要求，将几个白天里记下的、看起来尚有几分血性的华工，带到了陈兰彬的面前。

第一个进来的，是一个名叫梁阿友的男人。

他四十多岁，脸上全是皱纹，那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，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。

他看见陈兰彬的官服，几乎是瞬间眼睛就涌出了泪水，泣不成声。

“大人，”他跪在地上，声音沙哑，“小人本是广东新会人，家有薄田，也算安分守己。咸丰年间，遭了洪灾，田地被淹，实在活不下去了。听信了‘客头’的话，说来这‘大吕宋’（古巴），做工八年，便能挣得百两大洋，荣归故里。谁知……谁知上了那‘猪仔船’，便是进了地狱！”

他开始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旅程。

数百人被塞进密不透风的底舱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，每天都有人死去，尸体被毫不留情地扔进大海。

“到了这古巴，我们就像牲口一样，被那些庄园主挑选、买卖。那份八年的契约，就是一张废纸！他们说我们病了，要扣工钱抵医药费，契约就要延长。我们打碎了一个碗，也要延长。甚至……监工看你不顺眼，打你一顿，说你态度顽劣，也要延长！小人来这里已经十年了，这契约，却还有三年才到期！”

十年……

马福臣凑到陈兰彬耳边跟他说，这是糖厂里面活得最久的。

第二个进来的，是一个叫陈福的年轻人。

他的一条腿是瘸的，那是被甘蔗收割机碾压所致。

“我们每天要从日出干到日落，中间只有一个时辰吃饭。吃的，是木薯和咸鱼干。住的，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，连个草席都没有。晚上，大门会被从外面锁上，窗户上钉着铁条，和监牢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，”

“我们生病了，他们不会请医生，只会把我们扔到一间小屋里等死。死了，就用草席一卷，埋在甘蔗林里，连块墓碑都没有。这几年，我眼睁睁看着，身边一起来的同乡，一个个都倒下了。有的，是活活累死的；有的，是病死的；还有的……是自己寻了短见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的眼圈红了。

“去年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，就一起罢工，要求吃饱饭。结果呢？监工带着打手，把我们毒打了一顿。领头的阿才哥，被他们活活打死，尸体就吊在糖厂门口，示众了三天三夜！”

一个又一个的华工，带着满身的伤痕与屈辱，走进这间临时充当“公堂”的客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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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很多人不识字，甚至说话也说不利索，只是一遍遍展示着被镣铐磨烂的脚踝，讲述着一个个家破人亡的悲剧。

陈兰彬、马福臣、吴秉文，三个人彻夜未眠。

文书一字一句地记录着，越写越是心头沉重。

陈兰彬终于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什么“契约劳工”，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、比传统奴隶制更残酷、更隐蔽的“契约奴隶制”。它用一纸看似合法的契约，将无数鲜活的生命，投入了一座永无止境的、榨取血汗的绞肉机。

过了几天，调查团又去了哈瓦那的一所监狱。

那里的景象，比制糖厂更接近地狱。

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挤满了犯人。空气中弥漫着粪便、汗水和绝望混合的恶臭。

他们在这里，见到了更多因“反抗”而被囚禁的华工。

一个面容枯槁、眼神却异常锐利的中年人，引起了陈兰彬的注意。

他叫林阿海，曾是一名私塾先生，因为识文断字，在华工中颇有威望。

他正是因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逃亡而被捕入狱。

“大人，逃，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”

林阿海隔着铁栏，声音平静，却充满了力量，“我们不是没想过别的法子。我们去官府告状，那些西班牙官员收了庄园主的钱，只会把我们打一顿，再送回去。我们求助过那些传教士，他们只会劝我们忍耐，说这是上帝的考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