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事所涉及的领域，英华国人还能懵懵懂懂有个概念，北面满清压根就不明白。所谓“地方政制”，不就是州县省督这些官府么？华夏数千年来都是这般模样，这就跟天地一般自在，怎么可能有变化，怎么能弄出花样？

可英华就是弄出来了，这英华一国的本质，由国人的不同称谓就能看出，跟北面满清早已大不相同。

在北面，官府就是朝廷，朝廷就是皇上，虽然细义上也会有差别，但民人都是一体待之，最多分个“狗官”、“奸臣”、“圣上”。而在英华，那就得分仔细了，每个称呼所指的对象都是绝不含糊，一清二楚。

英华一国，“朝廷”现在指的是政事堂、枢密院、计司和法司几部分，而主管内政的政事堂，则被称呼为“朝堂”。“官府”，指的是县府省这几级地方，“皇上”，仅仅限于皇帝本身，或者加上中廷内廷。“乡院”、“县院”和正在搭建的“省院”又是一套架子，各不相干。而东西两院更要分清楚，因为两院的院事“选途”不同。

因此英华报纸在谈论“官府”时，北面满清专门分析英华舆情的官员下意识地跟“朝廷”和“皇上”混淆，对内容自然看得一头雾水。凡是就官府事吵嚷的，一概当作英华内乱，拍案大喜。压根就不明白，那不过是在追责地方官员，讨论地方政务。

那么英华的官府，也就是地方政府，为什么难以管制江南？

因为英华的地方政府是打碎了明清那一套儒法官僚体系，为服务和引领近现代社会而全新重组的，本身就还处于发展阶段。在圣道五年时，还有太多问题没有解决。

这是一篇极大的文章，从英华立国到现在，历十年演变才大致成型，可见其间的曲折与艰辛。

地方政府的重组新建，核心就是地方财税权的层级划分。英华推行官府下乡后，首先确立的是县级财政，将农税、城镇屋税和中小规模工商税给了县级地方。可随着英华连夺云贵和福建，加上工商兴盛，以县为主导的地方财政就显得太过琐碎，难以统筹管理，也出过不少监管问题。

江南今日满地关卡的情形，在圣道五年以前，英华国中也曾经出现过。虽跟满清盘剥地方的商关厘关不同，主要是核查外地商货是否完税，关卡数量也没那么多，但也造成中小工商流通不便，关卡差役借机贪腐的情况。

财权压实在了县一级地方，地方保护主义就昂然抬头，一府之内，各县税率、稽查办法各不相同，反正谋的就是一县之利。搞得那段时间，知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唐僧，日日教导下面知县“和气共济”，协调各县利益，可往往都是按下了葫芦又起瓢，而知县打架争利更成了报纸日常。不打不行，知县不动手，乡院县院的院事老爷们就要动手了。不为一县谋利的县官，要来作甚？他们可是有弹劾权的。

这事错不在地方得财权，在于分级不足，难以统筹。民间和朝堂很快就发现了问题，而且应对也非常迅速，这本就是有所预料的事。

知县日常仅仅持续了一年不到，在工商大兴，要求商货通行无碍的洪流逼压下，朝堂修订了公司法，大幅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，只要五人以上注册，在指定银行开设账户，存入本金五百两，就可以组为公司，业税产税不再由地方收取，而是由商部收归中央。

这就意味着留给地方的工商税源被砍掉大半，只剩下本地的小作坊和墟市。地方对中央这刮钱行径异常愤怒，而颁行这项政令的政事堂首辅李朱绶被地方称呼为“李大斧”，背黑锅的李朱绶自是处之泰然。

愤怒归愤怒，中央给县一级留的财税其实已够养人，而且教育、医卫等事还以中央拨款为主，县里需要考虑的是修路造桥、抚恤孤苦、治安捕盗、防火救灾等事务，并不存在太大的财政压力。

可钱多好办事，谁不想兜里钱多？于是各县就铆足了劲，给小作坊和墟市方便，大兴小工商，大修城镇，前者的业税市税都已无所谓，关键是引人入城，能多收屋税。没错，英华依旧如明清一般收屋税，但为公平起见，都开始照面积收，而不照门面窗户收。这是县里收的，朝廷定一个最高限，县里在这高限之下自己灵活处置。